中国强化应对气候变化的行动和目标

来源: 紫荆网  作者: 何建坤
中国强化应对气候变化的行动和目标

[导读]中国将以有雄心的CO2减排目标为指导,推动能源生产和消费革命,促进国内经济发展方式向绿色低碳转型,在积极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同时,促进国内可持续发展。

文/何建坤

今年底巴黎气候大会将就2020年后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制度框架达成协议,各主要国家在开展频繁双边和多边交流和磋商,凝聚共识的同时,也都按规定陆续提交“国家自主决定贡献”(INDC)文件。中国已分别与美国、欧盟、印度、巴西等最主要发达国家经济体和最重要的发展中国家先后发表气候变化联合声明,所形成的共识为巴黎气候大会的成功奠定了重要基础。今年6月底中国也公布了“国家自主决定贡献”,积极的、有雄心的二氧化碳(CO2)减排目标也将对推进全球应对气候变化行动发挥积极的促进和引领作用。

确立大幅度降低国内生产总值(GDP)CO2强度的目标

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核心是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其中主要是化石能源消费的CO2排放。这就需要推动能源体系的变革,一方面要节约能源,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和产出效益;另一方面即发展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促进能源结构低碳化。中国在INDC中提出到2030年单位GDP的CO2排放比2005年下降60-65%的目标,这是统筹经济社会持续发展与减缓气候变化相协调的关键措施和着力点。一方面,中国还处于工业化、城市化快速发展阶段,既要满足随经济社会持续发展而不断增长的能源需求,又要应对气候变化,减缓CO2排放。其核心对策即在于提高单位能耗和单位CO2排放的产出效益,也就是大幅度降低GDP的CO2强度。另一方面,中国当前经济社会持续发展也面临日趋强化的资源约束趋紧、环境污染严重、生态系统退化的严峻形势,快速增长的能源生产和消费则是其主要成因。控制和减少化石能源消费,在减排CO2的同时,也能有效减少常规污染物排放,具有节约资源、保护环境的协同效应。因此,中国将以有雄心的CO2减排目标为指导,推动能源生产和消费革命,促进国内经济发展方式向绿色低碳转型,在积极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同时,促进国内可持续发展。

在2009年哥本哈根气候大会上,中国提出到2020年GDP的CO2强度比2005年下降40-45%的目标,到2014年已下降33.8%,而同期发达国家下降幅度只有15%左右,世界平均水平基本没有下降。按目前的政策和趋势,中国到2020年下降幅度可超过45%。当前确定2030年下降60-65%目标,需比实现2020年目标做出更大努力,今后单位GDP的CO2强度年下降率需保持在4%以上。欧盟和美国提出的INDC目标中,按单位GDP的CO2强度年下降率测算,今后的年下降率均达不到4%。但发达国家未来潜在的GDP增长率较低,将低于GDP的CO2强度年下降速度,所以可以实现CO2的绝对减排。而中国未来尽管GDP的CO2强度年下降率较高,但仍将低于GDP年均较高的增速,所以中国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CO2排放总量仍会有所增加。

确立提升非化石能源比重促进能源体系低碳化的目标

控制和减少能源消费的CO2排放,一方面要大力节能,减少化石能源消费,另一方面要大力发展不含碳的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改善能源结构,在保障能源供给的同时减少CO2排放。中国在INDC中提出,到2030年非化石能源在一次能源消费中的比重由2005年的7.4%提升到20%左右,再加上天然气比例的增加,煤炭比重将由2005年的72.4%下降到50%以下,从而可使单位能源消费中排放的CO2比2005年下降约20%,这也是实现大幅度降低GDP的CO2强度目标的重要保障。

中国2014年能源总消费量为42.6亿吨标准煤当量(tce),即使大力节能,到2030年能源总消费量也将不低于60亿tce,届时非化石能源比重达20%左右,其年供应量也将超过12亿tce,约为2014年4.4亿tce的2.7倍,非化石能源供应量将超过日本、英国和法国能源总消费量之和。未来非化石能源供应量年均增速要达6%以上,远高于能源总需求量约2.5%的增速。由于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主要用于发电,到2030年非化石能源发电将占总发电量的40%,发电装机容量将占50%以上。届时非化石能源装机将超过13亿千瓦,其中水电4.5亿千瓦、风电4亿千瓦、太阳能发电约4亿千瓦,核电约1.5亿千瓦,非化石能源装机相当于美国的发电装机总量,将替代煤炭16亿吨以上,减排CO2超过30亿吨。2030年以后,非化石能源的比例还将进一步提高,到2050年在一次能源消费中比例可达40-50%,为本世纪下半叶建成以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为主体的可持续能源体系奠定基础。

中国推动能源体系变革,比发达国家面临更艰巨的任务。处于后工业化发展阶段的发达国家,其能源需求已趋于稳定,发展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即可替代和降低当前煤炭等化石能源的消费量,使其CO2排放呈持续下降趋势。而中国能源需求仍处于持续增长阶段,发展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首先要满足能源消费增量的需求,然后才有可能替代存量。在当前非化石能源比例较低、基数较小的情况下,尽管中国在可再生能源投资规模、新投产供应量和增长速度方面均居世界前列,但仍不能满足能源总消费量增长的需求,在一定时期内,化石能源的消费仍会有所增长,所以CO2排放量还会持续有所增加。中国所处当前工业化阶段的特征,更需要加大能源变革的力度,实现新能源技术和产业的跨越式发展,适应全球应对气候变化下能源体系低碳化变革的趋势和潮流。

确立紧迫的CO2排放达峰值的目标

中国在INDC中提出,计划到2030年左右CO2排放达到峰值并争取早日达峰,这将是中国向低碳发展转型重要的转折点。实现CO2排放峰值,即意味着随经济发展而新增加的能源需求将由增加非化石能源供应来满足,而化石能源消费不再增长。也意味着经济发展与CO2排放增长的脱钩,这也将成为国内转变发展方式,实现经济社会与资源环境和谐发展的重要里程碑。

中国到2030年左右CO2排放达到峰值,要早于发达国家CO2排放达峰时的发展阶段,发达国家CO2排放峰值均出现在其进入后工业化阶段,欧盟国家大都出现在上世纪80年代,美国和日本出现在2005年左右。发达国家CO2排放峰值时GDP增长率都比较低,一般为2-3%的水平。而中国2030年潜在GDP增长率仍达4-5%的水平,届时中国能源需求年增长率也会高于发达国家峰值时的水平。因此,中国实现CO2排放峰值,需有比发达国家峰值时更大的GDP的CO2强度下降率和更高的非化石能源发展速度。所以一方面要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型,加强产业结构调整和技术升级,提高能源利用的技术效率和经济产出效益,大幅度降低GDP能源强度;另一方面,必须加快先进能源技术创新和产业化发展,以满足随经济社会发展不断增长的能源需求,使化石能源消费不再增长。据测算,届时非化石能源的供应量每年仍需以6-8%的速度增长,每年新增装机风电约2,000万千瓦,太阳能发电约2,000万千瓦,核电约1,000万千瓦,相当于每天要投产5MW(兆瓦)级风电机组10台以上,每年要建成100万千瓦级核电站10座左右,其发展速度和规模远超过世界上其他任何一个国家的水平。

强化实现INDC目标的改革措施和制度保障

为实现有雄心的INDC目标,需要进一步加强体制机制建设和政策措施的保障,强化实施力度。

首先,要加强应对气候变化法制建设,实施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战略和地区战略,把INDC目标分解落实到国家和省(市)“十三五”至“十五五”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五年规划之中,作为约束性指标,建立考评机制,强化各级政府的目标责任制。鼓励省市和地方制定更为积极的减排目标,例如北京市已宣布2020年左右CO2排放达到峰值,在全国起引领和表率作用。

第二,建立促进经济发展方式低碳转型的机制和政策体系,加强产业结构调整和技术升级,优先发展高新科技产业和现代服务业,控制高能耗、高污染、高排放的原材料产业的发展和产品出口,建立和形成低碳产业体系,使工业部门单位增加值能耗和CO2强度下降速度快于全国平均水平。争取2020年单位工业增加值能耗比2005年下降50%以上,并使工业部门CO2排放达到峰值,为全国实现2030年达峰目标奠定基础。

第三,积极推动能源生产和消费革命,加强能源市场机制改革,改革能源产品价格形成机制和资源环境税费制度,逐步取消化石能源补贴,激励可再生能源技术创新和产业发展。在“五市二省”碳排放交易试点基础上,2017年建立全国统一碳交易市场,以市场化手段体现环境质量和承载力的资源紧缺价值,以碳价信号引导企业采取节能减碳行动和社会资本的投资导向。

第四,走新型低碳城镇化道路。中国当前处在快速城镇化进程中,建筑部门和交通部门的能耗和CO2排放呈现较快增长之势。通过优化城镇体系和城市空间布局,优化交通布局和车用燃料构成,强化建筑节能标准和汽车燃油经济性标准,到2020年,城镇新建建筑中绿色建筑占比可达50%,大型城市公交占机动化出行比例达30%。同时控制新建建筑物规模和汽车数量,可使建筑和交通部门的CO2到2030年左右趋于稳定,并尽早达峰。

第五,鼓励社会公众积极参与,转变消费模式,建设低碳社会。以生态文明建设的理念为指引,倡导适度和节俭型的低碳生活方式和消费方式。研究建立碳排放认证制度和荣誉制度,开展低碳产品认证和碳标识,引导社会公众消费行为。开展低碳小区、低碳商业、低碳交通试点,探索各具特色的低碳模式,鼓励企业和公众的自觉行动。

积极推进国际气候制度建设和合作进程

1992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通过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是国际气候制度建设的基础性文件。巴黎气候大会是第21次公约缔约方大会(COP21),旨在进一步加强公约全面、有效和持续实施,以实现公约为目标。当前国际气候治理制度建设要以公约中确定的原则为指导,遵循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公平原则和各自能力原则,充分考虑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不同的历史责任、国情、发展阶段和能力,全面平衡体现减缓、适应、资金、技术、能力建设和透明度各个要素,促进世界各国的可持续发展和合作共赢。

全球应对气候变化将促进世界范围内经济发展方式向低碳转型,将推进先进能源技术创新和低碳产业的快速发展,产生新的经济增长点和新的就业机会,同时也将促进经济社会与资源环境的和谐发展,有利于保障能源安全和改善区域环境质量,存在广泛的协同效益。因此,世界各国都要把强化应对气候变化行动作为新的发展机遇,促进国内可持续发展与应对气候变化的双赢。另一方面,全球应对气候变化下的国际合作,也带来广泛的合作共赢的空间和机会。对最不发达国家和小岛屿国家,在经济发展和转型中,也需得到国际社会的资金和技术支持,发达国家应努力完成“绿色气候资金”的筹资目标。中国已宣布出资200亿元人民币建立“中国气候变化南南合作基金”,支持其他发展中国家应对气候变化,向绿色低碳发展转型。建立公平有效的国际气候制度,推进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合作进程,要在管控气候风险的同时,使各国都能走上绿色低碳发展路径,推动全球范围的可持续发展。

中国作为负责任的发展中大国,从保护全人类的共同利益出发,积极开展国际合作,推进形成公平合理、合作共赢的全球气候治理制度,与国际社会共同促进全球绿色低碳转型和发展路径创新。中国分别与美国、欧盟、印度、巴西发表气候变化联合声明,也旨在为巴黎气候大会凝聚共识,共同推进达成一个全面、平衡和有力度的协议。

责任编辑:李元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