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城中村“拆二代”:以前耕地现在“耕屋”(图)

来源: 广州日报  

[导读]近日,武汉的陈卿将自己因拆迁而分得的35套房,改造成一家社区养老院,引发媒体关注。网友感慨:他本可以当一个“吃房租”的“土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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猎德村改造后出现了不少“拆二代”,村里马路边经常停着一些豪车。(摄于2014年12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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拥有多套房的猎德村民在村口等着放租。(摄于2014年12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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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造后的猎德村依然保留了祠堂和牌坊。(摄于2014年12月24日)

记者走访多个城中村的“拆二代” 有为分套房满足有为兴趣打工

近日,武汉的陈卿将自己因拆迁而分得的35套房,改造成一家社区养老院,引发媒体关注。网友感慨:他本可以当一个“吃房租”的“土豪”。

对于陈卿这样的年轻人,有人造词称其为“拆二代”。

广州也有“拆二代”,比如回迁猎德村的年轻人,便因分得几套乃至十几套住房,被人称为猎德“土豪”。但这种靠租金生活的人毕竟是少数。近段时间,记者走访了几位广州不同地区的“拆二代”,他们有的暴富,也有的生活如常,他们的生活因物质丰厚发生着变化,而更多的时间,也和你我一样,柴米油盐酱醋茶。

“以前耕地,现在耕屋”

“以前耕地,现在耕屋”。这是不少广州城中村居民的口头禅。

从上世纪80年代末到如今,随着城市化发展,广州不少城中村告别了原有的耕种模式,开始过上了当包租公、包租婆的“翘脚数钱”生活。

特别是位于广州中心城区越秀、海珠、天河的几个村子,除自住房屋外,他们中有的单户人家少则一两套房,多则十多套同时出租,并且靠炒楼买房为生。租金月收入从1万元到十几万元不等。

在五羊新城寺右南二街的一家房地产中介公司,有时下午中介员工会给一个从门口进来,身上衣着不起眼甚至寒酸、背着无纺布袋的老年妇女毕恭毕敬地倒上一杯水,再让她坐下休息一会。

直到老太离去,中介公司老员工会告诉新员工,不要小瞧这个“老阿姨”。这个老太是附近的猎德村村民,手上拥有十多套房源。老太这两年的爱好就是不停地倒腾50平方米上下的房子。

在天河跑马场附近的一家五星酒店国际自助餐厅,中午时间,这里超过100元/位的自助餐厅最好的景观位早已被占满。

就餐时间刚开始,第一批花螺、长脚蟹、三文鱼、羊扒,就几乎被一帮师奶和中年阿叔模样的人瞬间秒光。

不少第一次来吃饭的商务客人会抱怨,这个场景一点也不像五星饭店,而像是廉价的KTV抢吃自助餐。

偶有外地来的客人,会向餐厅经理投诉,然而投诉往往没有回复或是遭冷眼,因为这里是附近一家石牌村村民的午餐据点,不少靠着房租生活的该村村民,都爱中午在这里聚会,往往最好的位置也留给了这些熟客。

“拆二代”三态

较早的“拆二代”:

低调暴富遇烦恼

相比猎德村和石牌村村民,广州市中心某村村民的“耕屋”时代来得更早,受益最深,也更加能体会到由于房屋收益带来的烦恼。村民低调,加上改造周期较长,该村的“暴富”较少人知。

老樊(化名)是该村村民,堪称较早的“拆二代”,目前他的家族在广州拥有房产超过10套,月租金数万元。老樊感叹,是时代让该村的村民赶上了好时光。早在上世纪80年代,位于广州市中心位置的该村就开始了城中村的改造转型。当时,该村将村中的部分土地转给了多家国有单位,同时置换到了离该村不远的另一片土地。

真正让该村村民尝到财富甜头还是在最近15年。在上世纪90年代初和2000年年初,由于广州城市扩张,该村置换的新土地又接连两次被征用,后又被置换到其他地方。

某种程度上,老樊财富增长速度较缓。然而,财富也带来了烦恼与问题。在该村,富裕的20年来,有人嗜赌,有人吸毒,有人把年轻孩子送去国外留学没有学好,还是回到广州来啃老。也有的人放弃了原有的工作,转而整日饮茶打麻将度日。村子里有些人家,因为坏习惯,已经开始缺钱。

而更重要的是该村有些人家,开始面临从祖辈传下来的耕地财富如何从“拆一代”转给“拆二代”的问题。

村民中,有的成立了家庭公共基金,有的请来了公证人员和律师,甚至有的家庭开了长达一年多的家族协调会,至今还没协商完。

老樊出国去了,但他的家族仍在为财产分配问题争执不休。

上进的“拆二代”:

开车去咖啡馆打工

25岁的阿聪是猎德村村民,但他不太愿意被人称为“拆二代”。

2007年,猎德村正式拆楼、建新楼。这段时间,阿聪家族共20多人,在村中以1100元月租租下一栋楼,等着隔壁建高楼。那时,阿聪家五口人,每月可以领到约4000元租房补助。家人偶尔在家算账,“拆迁之前,家里面积200多平方米,回来后,怎么分啊,还有分红有多少啊。”

阿聪觉得自己是个普普通通的“广州仔”,初中毕业后进入一家职中学习汽修,一学就是5年,“其实,我爸妈都是农民出身,就算知道有新房,也不知道经济会有这样的改善,让我学汽修,只是觉得好找工作。”为了补贴生活费,阿聪职中一年级就开始到校外兼职。亚运来了,新楼也盖好了,阿聪全家做了一道数学题,这道题每个演算步骤,都让全家人欣喜异常。

2011年5月,广东省政协一个调研组来到猎德村视察,时任村委书记李方荣在视察活动中说,猎德“靠吃祖业也把人养懒了”,他觉得,有些居民基本不外出干活,靠租金过日子,成了“二世祖”。“的确有一些这样的人,但我觉得不是大多数咯。”阿聪认为,不能以偏概全去看猎德的年轻人。

5年职中毕业后,阿聪被分配到广州一家汽车公司,到车间里做维修工,但做了3个月就辞职了。辞职后,又有一年时间,在一家电子厂车间,阿聪坐在流水线上,对着万能电表和各类电子元件不停重复。一年后,又辞职了,“太闷了。”实际上,此时,阿聪家的租金收入早就超过他的工资。

此后,阿聪进入一家知名连锁咖啡厅做起服务生,一直做到主管,“有些人觉得为什么还要在咖啡厅做服务生?我自己反而觉得可以积累一些管理经验。”

阿聪眼神机灵,脖子上戴了一条粗金链。家里买了一台七座保姆车,车牌刚上没多久,每天,他开着车上下班,在咖啡店穿上制服为顾客烹制咖啡。阿聪坦承,如今的工资只够日常开销,自己也想投资、创业或者继续深造。

不算富的“拆二代”:

“有套房就很好彩”

彪仔(化名)说,“拆二代不是个个都变有钱人的,比如我,哈哈。”彪仔的新家,和猎德村隔江相望。

这里叫琶洲安置新社区,由于是散户居民,彪仔一家没有加入任何经济社,回迁也不涉及其他共有资产的经营或者分红,“就是搬走,领补贴,回来抽签选房子。”

2011年年底,收到回迁通知,对于回迁的新房,一家人一致决定给彪仔。由于彪仔一家很早就在补偿协议上签字,因此获得抽签优先权。

按照赔偿方案,彪仔选择了一套100多平方米的房子,面朝珠江。

彪仔在某职校毕业后,做过几份工,几年前成为某房地产中介的一名售楼先生。对于“拆二代”这样的称呼,彪仔有些意外,“我也算吧,但我们没有暴富。”

彪仔更说起工作中的不易,说售楼都是靠运气,有一次,带一个人看房,看了好几处,最后对方自己找到房东交易,不理他了,“说多了都是辛酸。”

对于琶洲的新房,彪仔还是很满意,“现在在广州,能有这样一套房子,已经很好彩了,不然何时能买得起一套房。”

对话拆二代:

观念已经改变

阿聪说,他认识一些人,光租金就月入10万以上,但“要采访他们,是不可能的事,完全不是一个圈子”。阿聪的确感受到气氛的变化,“就是价值观的变化。”

广州日报:你觉得,你家在村里算富有吗?

阿聪:不算吧,属于普通水平,几套房的家庭太多了,十几套的也有不少,最极端的,的确有几十套,但我没见过真人。

广州日报:有人说,有些年轻人,家中一夜暴富之后,就顾着享乐,是不是这样?

阿聪:是,这样的人的确有不少,但我想要分开看,比如我一个朋友,家里11套房,光租金的管理业务就很忙,哪有可能抽时间去工作?这的确是管理的需要。当然,出去打工,月收入不如租金的零头,也不会去。

广州日报:是不是在很多观念上,感受到前后的变化?

阿聪:是会有。最直接的,人生都改变啦,可以出国了、投资做生意,观念也会改变。可能婚姻上,也很明显,那嫁给你或者娶你,知道是猎德的,家里就不必担心了。

广州日报:你自己的变化呢?

阿聪:我最大的感受是,家里不用我担心了。但我依旧觉得,还是需要工作,我不想吃着租金变懒,我觉得那些东西迟早会花完,那下一代怎么办?我相信,和我一样想的人还是大多数,不是个个都那么颓废的。记者蚁畅、王丹阳 图/广州日报记者莫伟浓

责任编辑:张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