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兆言新作记反右文革 自言不控诉只“还原”

来源: 南方都市报 

黄德海 杂志编辑,上海

叶兆言的新一部长篇小说《很久以来》,故事始于1941年3月10日,写两个女人经历了抗战、建国、“反右”,至“文革”,一个因思想言论被捕并以反革命罪被枪决,另一个嫁给了曾对自己实施强暴的男人。这样一本主体部分横跨了抗战和“文革”的小说,主人公的命运又如此跌宕起伏,叶兆言却既没有在其中提供各时期中国政治经济的各类秘辛,也没有给出自己对这些时期的独特判断,只不过平平实实地讲了两个女性的人生故事,甚至还刻意把她们一生中最具戏剧性和最残酷的部分做了淡化处理,当然不免让人觉得有点不够味、不够劲,甚至有些不负责任。

一种奇怪的克制

当然,很容易把小说的平淡归因于叶兆言的冷静和克制,就像叶兆言自己说的,他“不属于那种会煽情的作家,不喜欢在小说里嚎啕大哭,写作时,总是节制节制再节制,冷静冷静再冷静”。《很久以来》有意取消了情节中最尖锐突出的部分,去掉了那些给人强烈感觉的场景,对容易让人感伤落泪的部分,叶兆言尽可能做了冷处理。不过,与强调节制的其他小说相比,叶兆言的冷静节制显得有些奇怪。拿“冰山理论”做比方,大部分小说中的节制,都是考虑如何把作者的情感、思想、体验等作为冰山隐藏的部分,用极力书写冰山显露出来的一角引逗读者,让人想象此下部分的无尽雄伟。叶兆言却没有把笔力集中在一座冰山上,更像是把心思放在选取哪些冰山一角上。选好了,却又点到即止,并不费力渲染。即使人物生命中的重大转折或重要决定,他也着墨不多,比如小说里没有写欣慰在监狱里有怎样的遭遇、被枪毙前后的具体情况如何,也没有用大篇幅写春兰被武斗,细写她究竟为何嫁给强暴过自己的闾逵。

这种奇怪的节制,细想起来差不多是一种变换了方式的放纵,叶兆言显得太由着自己的性子写细琐之事,却在最能展现时代特色和人物命运的关键点上惜墨如金。明确点说,《很久以来》的节制,差不多是把时代的聚光点和时代潮汐里漏掉的部分并置,平等对待了人物面对的暴风骤雨和平淡日常。或许就像叶兆言说的,他怕有些故事讲得太过悲情而变得庸俗化,因而小心翼翼地控制着自己的笔,避开那些最富刺激性的地方。但不管怎么说,这种写法都多少显得有些冒险,让小说显得平淡甚至沉闷。更何况,仿佛嫌这种平淡还不够败坏兴致,叶兆言让笔下的人物性格保持了相当的稳定性,无论小说里的时代和生活怎样剧烈变动,人物始终行走在他们自己的性格范围之内,并无明显的起伏,也因此显得不够鲜明— 我们只能大体意识到欣慰的果决、易冲动,春兰的犹疑、温顺,闾逵的粗鲁、庸碌,卞明德的天生情种、不负责任……但这种不够鲜明却保持着相当程度的稳定性,人物一直沿着固定的性格轨道运行,再大的事件也没有把他们冲击得无法辨认。叶兆言较早小说中显示的对弗洛伊德理论的熟悉,那些人物因过度压抑而来的举止失常,在这本小说里好像已不再能派上用场,他全力对付的,只是并不平静的生活之流。

把时代糅合进个人命运

我们早就熟悉了对这种不平静的书写,不是吗?人物将在抗战胜利时欢欣,建国时欢庆,反右时悲愤,武斗时惨烈,下乡时无奈……或许是这一百多年来的动荡太剧烈了,时代本身的变化都几乎可以成为文学作品的情节。选好了时代节点,一台好戏差不多已蓄势待发。与近百年有关的大多数小说里,随着一波一波的形势变幻,人物不免一时有被抛上高天的得意,一时又体味沉入地狱的凄惨,一时是过街老鼠似的无奈,一时又显现反抗英雄的悲壮,再忠厚的人也会凶相毕露,再狠毒的角色也会一朝沦为阶下囚……乱云飞渡,进退失据,一不小心,人物就沦为了时代变化的浮标,性格之类,根本不是什么重要的事。除了少数例外,这类小说差不多可以分为三种:作者或者让人物在特定的时空里跌宕,借此展现自己反思的激情;或者人物在时代的起伏里展露人性深处的善良或罪恶,以此表达作者对人性深处发掘的惊喜;或者书中人物充满启蒙的豪情,作为那个黑暗时代的无畏先知,以显示写作者知性的优越。不过,这些小说几乎毫无例外地遵从了一个严格的时间划定,即使以反抗或反思为目的,也都在这个范围内活动。人物的生活,在这些小说里被切割得一段一段地,在不同的时空段落里,他们受辱,遭难,平反,或者得意,害人,被惩罚。作者们大概忘记了,对一段历史的命名和时间划分的,恰恰与灾难的制造者,是同一类人,甚至就是同一批人。事后的人为时代界划,不过是他们后置的借口,既抚恤不了已死的冤魂,也给不了幸存者安慰,不过是些言过其实、自欺欺人的空洞条款。

不幸,这些人为的时间界限,却是大部分关于这时代小说里的客观因素,它们就像挡在人生道路上的一堵堵墙,或者渡河时不停翻卷过来的巨浪,人在这个境况里,差不多只好碰壁或卷入其中。即使有些作品借机深挖人性的黑暗,也往往容易把时代因素设置为检测人心的外部情境,没有与作品对人性的探查结为一体。当叶兆言在《很久以来》中尝试着把时代糅合进具体的个人命运时,时代因素成了人物命运的一部分,他在小说里全力维持的人物性格,消融了时代外在的客观性,并让时代与人有机地生长在一起。拿欣慰来说,她的性格容易冲动,缺乏节制,轻易地委身卞明德,迁就地嫁给闾逵,后来又疯狂地爱上李军,罔顾后果地把女儿托付给并不可靠的异母弟弟。这是她一生家庭不幸的根由。然而,如果没有“文革”,欣慰就不会先成为造反派、后成为异议分子,也就不会有后来的被枪决以及“文革”后被追认为英雄。在这个人生流动的过程里,时代始终没有外在于欣慰,她的不幸也就不能单纯地诿过于时代。同样,欣慰也并不只是时代里沉浮的稻草,她有自己的意志和选择,并且正因为她的选择—即使可供这选择的选项很少,才有了她的命运。书中的其他人物,如春兰的命运,也应作如是观。时代与人物命运的相依相碍、共生共息,让我们有了一个更为复杂地认识那个时代扭曲运转的角度,也同时让我们观察到,荒谬的决策如何在人群里蔓延。

探索路线的重新设定

我当然不是要说,以往的抗战和“文革”叙事中就没有写人物的命运,但那是一种怎样的命运呢?“人物都是陷入于各种不同陷阱中的困兽,最后都是手足被绑任人宰割。”高高在我们之上的命运,而不是,才是那些有关大时代的小说的重点所在。叶兆言大概意识到了这个问题,《很久以来》通过激荡时代和日常生活的并置,以及人物性格特征的有效持续,差不多冲破了历来以各种革命和运动命名的明确时代界划,展现出一个非中断的线性日常来。这个线性的日常并不把人生刻意地分为高光时刻和黯淡岁月,也不再是人物跟随时代被动起伏,而是时代始终跟随着人物的步伐,小说里的人诚恳地接受了时间里发生的一切,一种运行于我们常人之间的命运。正因为回到了对运行于我们之间的命运的关注,叶兆言即使写再荒诞的时代,日常生活的流动本质也阻挡了时代界划给定的各种天地翻覆,避免了给出或激昂或控诉的标准答案。

在一个访谈里,叶兆言说,他不准备在这本小说里控诉,也不想简单区分时代和人物的对与错,而是要“让读者感受到历史,再现当时普通人心态”,写出一个女人活生生的生活和历史,“她的童年、少年、恋爱等”。或许就是这个较为平凡的想法,让这本稍显平淡的小说关注到了运行于我们之间的命运,也让它与那些诚恳认真的文学作品一起,富有耐心地反思着并不遥远的历史和我们置身其中的当下。需要指出的是,以上说法并不能证明《很久以来》的卓越,只标明了它在某个层面的独特。说得坚决一点,不管是出于顾忌而对自己的意图故意隐藏,还是缘于世故老道而对某些问题存而不论,《很久以来》都显得过于拘谨了,因此还称不上走入时代和人性丛林的探险之旅,只能算是一次探索路线的重新设定。

《很久以来》,叶兆言著,刊载于《收获》2014年第一期,小说单行本即将由江苏文艺出版社出版。

责任编辑:陈纪彪